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泽龙
2020年新年伊始，我们经历了并正在继续经受着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涉及重大医疗公共安全事件危机的挑战和考验。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临这场突如其来的考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勇战“疫”，在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第一时间共享病毒基因组序列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青年党员是网络媒体的主要使用者，也是网络信息的重要传播者，更是父母长辈眼中可靠的信息来源者。面对谣言，这一特殊群体的认识和态度更显重要，这也是我们在进行疫情防控战争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正在不断兴起，在手机、微博、微信、博客几乎人人拥有的时代，信息渠道的来源多元化，不再是只有官方媒体一种。个体所谓有图有“真相”的发布可以经由互联网的传播而不断放大，甚至跨越国界。此外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本是小概率事件，但因为牵涉到生命安全，且忌惮于病毒的传播方式，人性中自有的焦虑和恐慌逐步蔓延。为了躲避被这种被病毒传染的概率，就更愿意相信一些似乎有理的谣言，比如网上盛传的板蓝根、泡腾片等可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等。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共同叠加滋生了谣言产生的土壤，提供了谣言成长的环境。
面对谣言，我们要看清谣言传播的类型。根据腾讯较真平台发布的辟谣信息，从2020年1月18日到2020年2月10日，累计发布262条信息，其中只有19条为证实“确实如此”的信息，占比约为7.3%，其余信息全是谣言、伪科学等未被证实的信息，平均来看每天该平台发布信息约10.9条，在武汉1月23日封城后的三天，即25、26日辟谣信息迅速达到峰值，分别为20和25条，是每日平均发布信息的1.83倍和2.29倍。这些谣言伪装成各种面目来到我们身边，趁虚而入，遮挡了我们视线，刺激着普通百姓紧张而又焦虑的情绪，对群众及时准确了解事情真相造成了一定干扰，对有效防控疫情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这些谣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类型：第一，偷梁换柱型。这类谣言往往张冠李戴，较为典型的代表是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当天，在很多自媒体或微信中转发的哈佛医学院为李文亮医生降半旗致哀；第二，名人效应型。这类谣言打着权威专家的旗号，传播了未经证实的消息。在腾讯较真平台发布的众多信息中，共有9条是有关钟南山的，只有1条是真相，其余全是谣言或伪科学，如钟南山院士被传染、钟南山说素食者不会感染新冠病毒、钟南山在机场亲自迎接吉利德公司老总等；第三，恶意中伤型。这类谣言往往以政府，抗击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为对象进行造谣，妄图达到让民众对政府失望，对当前救治效果失去信心的目的，背后有着险恶用心，一定要擦亮眼睛，比如武汉医院里有三具“尸体”没人管、武汉将断网，以禁止医务人员分享相关信息以及中国政府为控制疫情要杀2万人等等；第四，无中生有型。这类信息如春节假期再次延长至2月20日，还有北京主干道今晚12点大面积消毒，10点后不要出门，并被冠以不同的地名在全国多地流传，上海、南京、深圳等地均有发现；第五，夸大效果型。这类谣言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在食品、药品、生活用品等方面做文章，如抗生素能有效预防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电吹风强档对面罩，面部和手部吹30秒就能消毒、更有甚者传言童子尿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等；第六，拼接剪辑型。这类谣言将电视节目上的片段信息剪辑制作，然后发布，如日本派遣1000人医疗队前往武汉，美国�